全球史视野中的中国经济变化与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二）
✪ 李伯重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上接本文一）
▍ 扬长避短：中国的繁荣之路
中国要繁荣，怎么才能繁荣？只有扬长避短。我们在资源方面是不利的，在人力方面是有优势的，所以我们必须弥补我们自然资源的劣势，发挥我们人力资源的优势。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和平贸易的方式，因为中国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殖民主义国家，不是一个有侵略传统的国家，我们只能通过和平的方式来扬长避短。
最早看到特点的是一个美国人，名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这个人经历非常奇特。他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共和党的创始人，做过美国驻华公使，这也不足为奇，奇特的是他也做过中国驻美公使。他在做美国驻华公使期间，因为比较同情中国，所以他的对华态度比较温和，做事也会考虑中国的利益，所以清朝政府感谢他，认为他能够主持公道。所以他在美国驻华公使任期满之后，清朝政府聘他做中国驻美公使，做中国驻美国最高外交官。这真算得上够奇特的吧？在得到清朝政府的任命之后，他确实开始为中国工作。
1867年，他在美国商会做了一个著名的演讲，对到会美国的商人说：“把你们的小麦，你们的木材，你们的煤炭，你们的白银，你们的货物交给我们，我们尽我们的全力把它送到中国，给你们带回茶叶、丝绸和自由的劳动力”。大家可以看到：美国卖给中国小麦、木材、煤炭，这些都是资源性的产品，白银是硬通货；从中国运回来的茶叶、丝绸，都是制成品，自由劳动力是优秀的人力资源。所以，他这个说法非常清楚地说明：中国经济要发展，要扬长避短，就必须通过贸易，通过贸易弥补中国自然资源方面的劣势，发挥中国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
18世纪中国大繁荣时期，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大量使用外部的资源，例如日本的铜，美洲的银，东南亚的粮食、木材、锡、香料、药材，蒙古的牲畜、皮毛，印度的棉花、染料，美国、俄国的皮毛，等等。这些资源都是中国自身不够的。比如说粮食，中国虽然是农业大国，但是到了19世纪，中国的国内粮食生产已没有很大的提高空间，特别在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粮食已经告急，一个原因是在这些地方，大量的土地改种价值更高的经济作物。
长三角粮食不够，可以通过长江流域来弥补，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每年有大量的粮食运到长三角。广东珠三角，很多土地用来种棉花，粮食不够，必须大量输入东南亚的大米，特别是从越南和泰国。从1770年代，中国商人每年从越南的嘉定地区运回大米大概12000吨，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泰国的米，开始时中国商人每年运回几万石，到了乾隆时期大概是几万石到十几万石，最高年份几十万石。到了19世纪初期，每年进口几十万石，最多的到70多万石。这些大米使得中国在珠三角这样的地区，能够把土地更有效的使用。
中国的矿产资源比较贫乏，但是东南亚地区矿产资源很丰富。东南亚矿产资源长期没有开发利用。18、19世纪，华侨来到东南亚，大规模开采矿产。华侨办的矿场及整个东南亚，特别是在缅甸东北部、越南北部、越南中部、婆罗洲（就是现在的加里曼丹西部）最为集中。其中，像婆罗洲的金矿， 1760年代发现之后，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跑到那里去开矿。他们开发矿产这些资源，大多是运回中国，使得中国获得新的资源。
刚才说棉花，19世纪初，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棉布出口国，但是中国的棉花不够用的。因为生产棉花需要大量的棉田，而中国没有那么多更大可以改为棉田了。因此中国大量进口棉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棉花进口国。在1775年—1833年之间，广州省进口印度棉花的数量就是英国第一家纺纱机——阿克莱特纺纱机——出现时，英国全国使用的棉花总量的6倍之多。19世纪初期，广东输入的棉花和英国输入的棉花数量差不多，都是大量输入。没有这些印度棉花的输入，广东珠三角的纺织业难发展起来。没有越南、泰国的大米输入，珠三角也很难发展起来。
由于外部资源的输出，中国出现了一些外向型的经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的纺织业，产品都在外面，原料很大一部分从外面进来的。福建、安徽的制茶业，大量的茶叶生产出来是为出口。景德镇和德化的瓷器业，都有大量产品出口。所以，外贸使得中国部分地区走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道路。
到了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大家都觉得中国外贸应该有更发展。但是事实是，中国外贸越来越差。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权。列强强迫中国接受5%的低关税，这是世界上最低的关税，没有关税保护，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比如说棉布贸易，一直到鸦片战争，西方的棉布还没有办法在价格上跟中国的棉布竞争。
这时英国已经大致取得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胜利，而工业革命的第一个部门就是纺织业，英国已经用机器纺织布。但是在英国市场上，英国的棉布还竞争不过中国的棉布。因此西方国家一方面强迫中国大幅降低对进口棉布征收的关税，另一方面对中国棉布征收高额关税。1864年，美国对中国棉布征收的进口税是中国棉布对美国棉布进口税的25倍。这就是说，只准我卖给你，不准你卖给我。这对中国当然非常不利。此外，还有其他许多的原因，例如中国割地赔款、中国被划为势力范围，等等，都使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新中国建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没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直到1979年之后，中国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贸易虽然增长很快，规模还是有限。到加入WTO，中国的外贸才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加入WTO，是第二次地理大发现。第一次地理大发现是哥伦布发现美洲，这是自然地理意义上的大发现，带来世界经济的大发展。而中国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是经济意义上的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不是世界市场经济和多边贸易化体系里的一个部分，所以改革开放搞了20年，从1979年—2000年，中国还是世界经济的局外者。但是加入WTO之后，中国在全球找到了一个规模空前、增长迅速的新市场，所以使得中国外贸一下子有了广阔的天地。
这个广阔的天地，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呢？这里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中国有19亿亩耕地，全国人民每年需要粮食8亿吨，生产8亿吨粮食要多少劳动力？按照中国现在的情况，4000万劳动力就够了，但中国现在农村劳动力总数是近5亿个。也就是说，生产粮食之外，有4.6亿劳动力是多余。多余的劳动力就不能创造价值，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就是非农产业和城市，到城市里做工，哪怕在城市里做的是简单的、低报酬的工作，也比在农村里没有事干更好。进了城里，一方面是自己创业，到私营、国企里外企工作。中国有6000万劳动力直接被进出口企业（包括外企、国企和私企）雇佣，而被间接雇佣人数超过1亿。有很多虽然不直接为进出口企业工作，但也为进出口企业生产配件、零件，生产配套东西，所以是间接。有1.6亿中国人直接或者间接的为进出口服务。每家都有自己的父母，子女，所以背后至少连接着5亿人口。如果说不进入世界这个大市场，他们就要受影响了。
在中国加入WTO的时候，世界银行驻北京代表处的首席代表皮特·波特勒尔写了一篇文章在中国发表，题目是《世纪之交的中国经济：加入WTO对中国持续改革的重大意义》。在这篇文章中，他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增长率接近1.5%。此外，还必须加上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至少1亿）和2000万需要再就业的国企职工，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要达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必须每年至少增加2000万个就业机会，这相当于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执政首7年内创造的就业机会总和”。这就是说，要给这些劳动力工作，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卖得掉才行。所以，中国要发挥优势和弥补劣势，都必须在世界范围内解决。
▍ 以史为鉴：今天的问题与历史经验教训
最后一个部分，我们谈谈以史为鉴，今天的问题和历史的经验教训。
今天中国经济面临很大的问题，这当前的在疫情下，大家都很清楚，甚至在去年中美经贸争端时，大家就已经很清楚了。其实，还在中美贸易战之前几年，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就已经指出中国面临大问题，他们称之为“中国的经济危机”。比如说经济学家樊纲在5年之前就指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危机”，另一位经济学家管清友也说：“中国经济和股市正在经历一场大变革，有人说未来3—5年，是中国经济30多年来最困难的3—5年，有人说中国经济将进入漫长的大萧条，有人说现在是一百年来未有之变局”。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张五常，4年前也说：“我是对中国最乐观的人，我根进中国经济35年了，以前30年我都很乐观，最近5、6年转到悲观了”。
就是说，早在中美经贸争端之前，这些问题已经出现，到了今天的疫情，变得更加的严重。现在一些西方国家号召制造业转移，从中国转移出去，转移到东南亚和本国，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劳动力的优势现在逐渐被东南亚国家取代，中国工人的工资比东南亚，特别比越南，要高很多，而越南的劳动力比较年轻，也能够吃苦。而西方的工程师队伍很优秀，基础建设也不差。所以西方国家推动产业转移，把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把核心产业转移回本土。
这种转移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去年中国外贸总额占GDP的31%以上，美国还不到20%，所以中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已经非常高了，一旦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的话，后果可想而知。
这种后果，有人认为只是一种可能性，这里我们看看现实是怎么样。我举两个大家都熟悉而且非常尊重的科学家和企业家的话，来给大家一个提示。一位是袁隆平院士，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农业绿色革命之父，为中国做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他说“一粒粮食能救一个国家，也可以绊倒一个国家，这是粮食的重要性。上个世纪60年代饥荒的时候，饿死的人我都亲眼看过，大家都没有饭吃，叫花子都去讨饭，饭都没有，你讨谁？”记者问他，“好多人都说中国不缺粮食，粮食够，是吗？”袁隆平院士说“没有，中国差不多14亿人口，中国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举个例子，大豆也不够吃，我们中国人吃豆腐，每年进口七八千万吨，记者说“数字有什么感觉吗？”袁隆平院士说“现在国家还有钱买粮食，如果人家卡你，不卖粮，就麻烦了，就要饿肚子，这是一个大问题。”
对袁隆平院士说的话，我们怎么理解？我们可以看国家公布的数字，去年我们国家粮食自己生产6.6亿吨粮食，进口1.06亿吨粮食，进口和国产粮食大概是6比1。如果按去年消费水平，我们国家缺了1/7的粮食。现在，从进口金额来说，我国在世界上是第一粮食进口大国，我们进口的粮食比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多，特别是像大豆、玉米这样的粮食，我国需要的大豆80%以上都是进口的。去年进口达到8800万吨，占全世界大豆贸易的60%，全世界生产出来大豆60%都是卖给中国的。大家想想：大豆除了做豆腐还有什么？我们中国养猪要喂饲料，饲料主要是大豆，如果没有大豆，我们就不可能吃到那么多的猪肉。经过去年和美国贸易战，今年又是疫情，全世界经济都不景气。但是就是在今年一季度，我们中国还进口了1790万吨大豆，其中美国是781万吨大豆，所以我们中国是离不开世界粮食市场的。
刚才我说了一位我们非常尊重的科学家，现在说说一位非常尊重的企业家任正非先生。他说：我们中国今天有很大的成就，“中国在工程能力上的创造是强的，在理论是弱的。移动通信、光纤通信、移动互联网不是我们发明的，马车、汽车不是我们发明的。我们在人类发明上还是少的。”他接着说：“中国毕竟是后发国家，美国可是一百多年来的进步，创新土壤各方面都比较好，美国科技创新能力非常强。华为到现在仍然崇拜，华为要继续大量使用美国的部件，这是人类文明成果”。他再接着说：“我们和美国之间的差距估计未来20—30年，甚至50—60年还不能消除，美国领先世界的能力还很强。我们要将差距缩小到我们能够活下来，以前这是最低纲领，现在是我们最高纲领”，“任何时候要保持头脑清晰，不要一点小成功就小人得志”。这是任正非先生给大家的一个忠告。
任正非先生这段话，有人认为可能只是针对华为而说的，但是工信部前部长苗圩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指出：“在全世界制造业形成的四级梯队，中国在第三梯队，而且这种格局在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性的改变。四级梯队，第一级梯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第二梯队是高端制造领域，包括欧盟、日本；第三是中低端制造领域，主要是一些新兴国家，包括中国；第四梯队是资源输出国，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非洲、拉美等国”。苗部长指出：“中国制造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西方工业也没有衰落到依赖中国，我们的制造业还没有升级，制造业者已开始撤离”。
所以苗部长认为我们现在一定要做好工作，不要让它们撤离。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在6年前发布《经济蓝皮书》也指出，中国工业很多行业高端产业大量依靠进口，比如说我们中国芯片90%依赖于进口，每年进口额从金额来说超过10亿欧元，还有发动机、液压、传动和控制技术、关键零部件、中国核心技术也不足，严重依靠进口，高端医疗器械70%—80%依赖于进口。因为我们现在部分产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外需，高度依赖于全球市场，一旦全球市场遭到贸易保护政策，产品就会造成极大冲击，所以我们现在离不开世界。
离不开世界，我们前面讲的历史，给我们很好的经验教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ouglas North）有一段很有名的话，“历史总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取经，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与过去连接起来。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我们过去已经告诉我们，只有开放，只有进入世界，才能繁荣，这一点，我们的过去已经为我们决定了，所以我们只能搞开放。如果我们违背历史的必然，一定要吃亏的。所以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给我们的启示方面，我们要深刻的体会我们今天的进一步改革，全面改革和高水平改革，是历史的必然。
【《清华经济史》微信号原注】本文为李伯重先生在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专题讲座稿，转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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